书坊｜《中国神话求原》为中国神话找寻现实原型

文｜成茂

女娲补天补的是历法，夸父逐日逐的是时间，《山海经》里九尾狐是天上的星宿……《中国神话求原》是神话学者尹荣方的代表作，该书曾一度绝版，近日由读客文化再版。《中国神话求原》探究了30多个中国神话故事，通过严谨的考据和缜密的分析，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神话背后的现实原型，并指出中国神话其实是古人的科学探索，蕴含着丰富的古人智慧，体现了这一学科的独特魅力。

《中国神话求原》

尹荣方 著

读客文化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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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跨学科研究之门

神话与传说的产生，并不是靠纯粹的想象。神话与传说的传播，也必然不反映那时人们的美学观念与艺术情趣。神话与传说与其说是一种创造，不如说是基于经验的直观摹写或者说是直接叙述。

20世纪初，西方神话学传入中国，大大促进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发展。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闻一多《神话与诗》的问世。这是一部由21篇文章组成的论文集。在其中《伏羲考》一文中，闻一多结合流传在西南各民族中的兄妹婚故事，以及汉代以来石刻和绢画中的图像，描写了一部以伏羲、女娲为名义的文化史，即从古老的蛇图腾发源，经由半人半兽神、人格神等阶段的思想史。此外，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神话学和民俗学的比较研究。例如，结合神话学和民族学资料，讨论了端午风俗的来源；利用关于古代风俗与祀典的记载，考释了姜嫄弃子、高唐神女等神话。

对于以文献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学术来说，这种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。它把神话研究提升到对神话时代的人类生活进行还原的新境界。考古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，从此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必要手段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尹荣方就陆续发表有关中国神话的文章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。《中国神话求原》初名《神话求原》，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该书严格来说是一部论文集，所收篇目大多发表于二三十年前。由于对中国上古不少神话传说的起源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解释，这本书的影响力颇大。

比如，在《夸父逐日的意蕴》一文中，它把汉民族的夸父神话同拉祜族的扎鲁树神话以及彝族、纳西族、哈尼族的历法树神话相比较，通过几组细节上的对应，判断夸父逐日神话是对中原民族先民原始测日活动的记录。这样一来，夸父神话便被安置在一个内容丰满的文化背景之上，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。

再如，尹荣方认为上古神话、传说中所涉及的神奇飞禽走兽，不全是抽象概念与观念，应与先民的生产、生活实践密切相关。他遵循“有用”的原则，认为凤凰与麒麟原型分别是大雁与麋鹿。普通的大雁与麋鹿之所以会被神化，是因为农业社会最重历法，而大雁、麋鹿恰恰具有“指时”的特性，这是它们异乎寻常的有用性。尹荣方强调神话、传说是先民直观经验的总结，这给后来的神话学研究带来诸多启示。

当然，书中并非所有的篇章都被读者认可，有些论点也受到读者不甚客气的批评，如关于《山海经》中赫赫有名的西王母的原型为织布机、龙的原型是树神等观点，就有人认为太过牵强。

结合一些新材料，尹荣方在新版书中做了解释性回应。他认为当初西王母织布机之说，“客观上为后来的织女星说作了铺垫，而书中关乎西王母织布机论说的文字，则未必没有意义”。至于龙的原型是树神，后来他了解到三星堆遗址发现青铜神树缠有神龙时，就更加相信龙与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，认为“假说的提出也自有其合理的成分”。

尹荣方也承认，当年书中一些观点现在看来未必正确，需要重新认识。其实，他后来发表的一些相关论文，对书中的说法陆续有所修正。如关于“应龙”为泥鳅之说，尹荣方最初认为禹治水关乎上古之“沟洫制”，泥鳅自然应是沟洫中常见之物。随着研究深入，尹荣方现在更倾向于认为应龙是喻指心宿、尾宿这些关乎龙的星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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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禹治水的别样解读

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与上古历史交织在一起，难解难分，学术界向来有“神话历史化”与“历史神话化”的不同说法。尹荣方的总体思路，是认为上古一些圣王的历史记载，可能未必真有其人其事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属于“神话历史化”一派。

上古帝王圣人的所谓历史，很多是后人托言而成。战国以来，托言可谓蔚然成风，《墨子》《庄子》《列子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楚辞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等都有此倾向。如《尚书》明明白白记载了尧、舜、禹的禅让历史，《韩非子》却说“舜偪（逼）尧，禹偪舜，汤放桀”，完全予以否认。在尹荣方看来，韩非是想托舜、禹“篡位”之说，来论证君主治国驭臣当重视“法”“术”“势”等权谋，其目的是为法家理论服务。

因此，尹荣方虽然相信神话常常构成历史，但同时认为，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化的过程，绝非毫无来由的随意虚构，往往由“语言的疾病”讹成，或是由对传说对象的想象而成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神话中也确实含有历史，这是神话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原因之一。换言之，上古的不少神话传说，本就是由真实历史造就。比如堪称中国神话核心的大禹治水，尹荣方认为它尚关乎上古人民“规天划地”的伟大业绩，具有创世的意味。

此前，神话学者吴晓东发现《山海经》“大荒之中”的“山”恰好是二十八座，便将它们与天上二十八星宿对应。尹荣方注意到，《禹贡》叙述禹“导山”也恰好是二十八座，且这二十八座“山”，从前的星家明白无误地将它们与天上二十八星宿一一对应。同时，禹导山的顺序与天上银河起没于二十八星宿的行径完全一致。受此启发，尹荣方作出推断：上古星家在构筑天地结构、制定历法时，是以银河作为坐标体系的。

尹荣方认为，尧、舜、禹时代的“大洪水”是一种隐喻，即混沌时代的隐喻；大洪水得到治理，意味着混沌被克服，时间、空间的次序得以建立。古人克服混沌，天上的银河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，这就是大禹治水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。

进而他提出，上古圣王通过观测天上的日月星辰，包括对银河的观测，掌握季节运行的规律，制定了历法，获得了“地平天成”的效果。“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，但它后来演绎成了尧时出现淹没大地的滔天洪水，鲧、禹父子或用神奇的‘息壤’治水，或开山浚川，或化身兽类，或得到神兽的帮助，通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治水，才最终平息了水患，等等。”

在他看来，这是史实在传承过程中发生变异，造就了包括很多神话细节的种种“治水”神话。“中国上古的神话、传说的确是与史实交织在一起，互为影响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。”

尹荣方认为，洪水创世神话曾遍布世界，表现形态看上去光怪陆离，各不相同，但仔细研究，不难发现其内涵上的某种共性。更早的巴比伦史诗《吉尔伽美什》也充满了历法的隐喻，东方学家罗林森就曾推测，《吉尔伽美什》记载史诗的十二块泥板正与天象中的黄道十二宫对应，史诗的叙述暗含着太阳一年十二个月的行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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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重《山海经》价值

中国上古神话、传说，似都能在《山海经》找到相应的源头，所以研究上古神话传说，不能不涉及《山海经》。

上古圣王“开天辟地”，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，实现了所谓的“王制”，尹荣方认为，这就是《尚书》中用虞舜、夏禹等巡守所表现的那一套完整的礼制。其中，包括测天正历、敬授民时、颁布统一的度量衡、开辟荒地（伴随狩猎活动）、教育选拔人才、封邦建国等，这些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及典礼活动。

尹荣方认为，《山海经》表现的主要是“巡守礼”中测天正历的部分，而在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文献中，则对巡守礼作了更为具体、完整的陈述。在他看来，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经典，与《山海经》叙事一脉相承。“我在研究上古神话、传说的过程中，发现大量的神话、传说及相关的解释，存在于经书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的正文，尤其是注疏中，所以研究中国上古神话，也离不开对经学原典及其注疏的研读。”

近年来，尹荣方将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天上，新版的《中国神话求原》在保留原貌的同时，加入一些篇章，其中，有多篇涉及古代天文学。他相信，《山海经》《逸周书》《楚辞》《淮南子》等载籍中众多的“奇禽怪兽”“神灵物怪”，不是其作者对地上实有的鸟兽虫鱼等动物图写，而是给天上星座所立之象。在他看来，《山海经》古图当是古老的星图，《山海经》所描述的山川地理，则是分野意义上的地理；《山海经》中的创辟神话，与它对星体及地上分野的认识紧密关联；而《山海经》的作者，有可能是“巫咸”之类的“传天数者”。

《山海经》在古代被视作语“怪力乱神”者，所以两千年来《山海经》的研究者可谓寥寥。但尹荣方认为，《山海经》是今人理解上古文化的一扇窗户，通过这扇窗户，上古文化的很多迷雾尘障，如笼罩在巡守、封禅等“大礼”，禹治水等“历史”中的迷雾尘障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驱除而有所敞亮。

新版的《中国神话求原》还增加了数篇对古代一些甚有影响的民俗作溯源性研究的文章。总体说来，不仅保留了原貌，而且较初版本更为谨严；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《中国神话求原》后来的某些研究成果，较之初版，内容更为充实与丰赡，它的学术性、可读性，甚至趣味性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。

今天来看，中国上古神话、传说所关乎的，既有文学、历史、文献等学科，也有诸如天文学、历法学、地理学、考古学、动植物学、语言学、文字训诂学、氏族学、姓名地名学，甚至陶器、玉器、青铜器等的铸造工艺学、纹饰学等，都可以交融在一起。未来，这门学科的可拓展空间依然巨大。